三年前，迅雷上市失败归来，迅雷ceo邹胜龙在内部坦言自己“欲哭无泪”。在面对各种内外压力时，作为ceo，他只能去安慰别人，却没人安慰自己。

　　直到2012年迅雷拿到一笔融资，他才似乎感觉自己终于从“壳”里走出来了。那次融资不是因为缺钱，而是为了鼓舞因此前上市折戟而受到影响的士气。融资后的邹胜龙看了一场电影，虽然早已忘记了电影的名字，但他说：“看完电影，感觉整个人释放了。”

　　三年前，迅雷的估值从15亿~20亿下调到7亿，让邹胜龙取消了ipo；今年上市时，迅雷又赶上了整个科技股遭遇泡沫质疑。而这次，迅雷调整了对资本市场的策略。

　　“你的承销商对市场很了解，很多周围相关的人会和你商量：要不要推迟一下。”邹胜龙反问：“但推迟就一定好吗？推迟带来的负面我们是知道的。”

　　“2012年市场遇冷时，yy成功上市了；2013年行情好时，58同城上市了。这跟买股票很像，很多人说股市好能赚到钱，而真正厉害的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成。”邹胜龙透露，在今年5月科技股暴跌时，自己也曾大量买进腾讯股票。

　　从靠天吃饭到靠自己吃饭

　　今年6月，曾经折戟纳斯达克的迅雷卷土重来。这一次，它带上了小米助阵，讲一个新故事。

　　上市前，迅雷获得24倍的超额认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的强烈兴趣。在上市前夜，根据市场状况，迅雷将发行价定为每股12美元，较之前公布的每股9~11美元的发行价区间上限提高了1美元。

　　“2011年，前期沟通不充分，我们被认为是在线视频公司；但2011年到2013年我们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在线视频的故事，而是用户参与的云计算公司，提供云计算服务如加速、存储。”邹胜龙对记者说。

　　“以前我觉得上市靠天吃饭，靠运气。2011年启动窗口时机不错，相信只要市场好就一定能上，但当天突然变得不行的时候，没有做好充分的工作，再去应对风险就变得非常难了。”邹胜龙说。

　　而到了三年后，迅雷ipo依然不是一帆风顺。今年5月份，在迅雷计划ipo之际，整个科技股遭遇泡沫质疑，谷歌、腾讯等国内外科技股大幅下跌。

　　邹胜龙告诉记者，迅雷的策略是，先和比较了解中国市场的亚洲投资人谈，“你的好和你的挑战他都知道，当你说服他们的时候，你再去说服一些更远的投资人就容易很多。”

　　“2011年和2013年之间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是，中国起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基金。这些基金都是在前面的一轮互联网高潮中赚的钱，这些人对中国互联网非常了解，也更有信心。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在语言和语境上都很接近，这是一个策略。而以前我们去找投资人的时候，通常第一站是新加坡，这次我们策略变了，第一站会选择北京，第二站上海，然后香港，最后才是新加坡。”

　　而关于最重要的估值问题，邹胜龙也有了新的感触。“估值的价格浮动有时候甚至和公司经营业绩没有那么大关系，完全是市场用多大倍数放大镜去放大你的业绩。”

　　三年前，迅雷的估值从15亿~20亿调到10亿~15亿，再锁定在7亿，是邹胜龙取消ipo的直接原因；面对现在10亿的估值，邹胜龙认为：“估值更多的还是信心工程，不是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更重要的是把未来讲清楚，和投资人产生化学反应。”

　　“比如路演中我遇到这样一个投资人，他不问你今天赚多少钱、明天赚多少钱，用户有多少。而是问你为什么做这家企业，5年以后这家企业在哪里？”邹胜龙说。

　　而回顾上市经历的背后，邹胜龙说，最艰难的选择不止一个。“比如说，左边是你的老投资人，右边是你的新投资人。你到底定给谁合适？其实这是一个艺术，没有定哪合适，而是把ipo做成功的点合适。一开始你不知道，这需要很多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