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3日下午，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在牛津大学举行公开课，阐述了万达“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国际化战略；而就在前一天，蕴含了王健林经商之道的《万达哲学》英文版，在大英博物馆正式发售。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类似的事例并不少见。哈佛、牛津、剑桥，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学府出现中国企业家的身影；王健林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得到世界的认同，并通过各种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管理经验。
如果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结合起来，从更高的层面观察，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中国的商业文化，开始向全世界传递。
其实，世界那么大，中国一直都想去看看。
从一开始的煤炭、稀土出口，到“一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从全世界的代工工厂，到超级推销员李克强总理带着自主产权的高铁走向全球。中国的“走出去”经历了由原材料，向中低端产品，再向高端设备的转变。
现如今，在制造业水平不断发展，硬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国家亦开始努力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方面，积极推进孔子学院的不断落地；另一方面，与各个国家共同举办“中国年”。
诚然，这些举措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一个国家对外形象的展示，除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之外，更需要一些拥有更高辨识度与更强号召力的载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或许不失为很好的选择。
首先，与政府背景的企业、机构、学者相比，民营企业家们兼具民族共性与个人特性，他们可以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在当地的游戏规则之下，展现中国文化的风采。
譬如2013年，万达集团并购美国AMC影院公司。
彼时，初出“茅庐”的万达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年使得AMC扭亏为盈，而非陷入人们预测的宫斗好戏。即在于万达并没有以强硬的姿态要求AMC进行过多改变，而仅仅派出了一个财务总监到AMC任职，让AMC公司使用万达工作计划模块化软件，并在保留了原先管理层的同时，承诺利润一九分成。
这些措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有效避免了东西方不同背景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这一事例中，最能体现的自然是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双赢关系。一方面，企业家凭借自己的管理智慧带领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的不断成功自然是企业家管理能力的最有力证明。
同时，此类“留其精华，中为洋用”的微手术式改造，在尊重别人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取得成功，无疑更容易获得世界的认可与好感。
当然，与国资相比，民营企业的身份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好处。在一些国家警惕的目光之下，后者无疑可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一些项目的建设中去。
其次，以企业家而非直接的文化活动作为载体，可以有效降低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映射。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属于“跨文化传播”范畴，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经验、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的不同，需要经历“编码，传递，解码”的繁琐步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固然有不少朋友能够达到“见字生义”的水平，即看到“apple”这个单词，头脑中首先浮现出一个苹果或者手机的形象；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看到英语单词的第一反应还是先将之翻译为中文，再去联系具体的事物或者动作。
于是在无形之中，人们了解不同文化的意愿有所减小。而优秀的企业家们之所以可以很好地降低繁杂步骤对人们的影响，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即便语言、习俗不同，但在世界优秀企业家们身上所体现的奋斗精神是相同的。
28年的时间，如何让万达从0到资产6000亿；从典型的中国式房地产公司，一步步成长为世界性的文化企业，且昨天（2月24日）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王健林家族以2600亿元财富超越李嘉诚，成为胡润全球富豪榜华人首富，这背后的经营之道自然会有不少朋友充满兴趣。
同时，无论是卡耐基、松下幸之助还是王健林，在谈论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人们更关心的往往是他们如何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智慧白手起家，取得成功。然后在了解这些人的同时，会不经意间接触到他们各自国家的特色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跨文化情境下繁琐的传播步骤对人们的影响自然被弱化了。
正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与单薄的宣传相比，将对象引入到一个并不陌生但充满新奇的故事中，让他们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接受改变，显然要高明得多。
其二，与孔子学院、中国年所举办的系统课程、活动相比，企业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例如王健林，这位兼具“华人首富”、“摇滚假行僧”、“演说家”、“管理者”等诸多身份的企业家。在他的身上，对商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到中国的经济土壤、中国人的经商之道；对演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感受到中国式幽默；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则大可以将万达那些火遍全球的年会视频翻出来看看。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写道：“不论如何，保持本色，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同样，一位位个性十足、独一无二的中国优秀企业家，无疑能够更加有效地将中国人的经商之道传递给世界；能够给世界展示更加真实、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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