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俊慧（微信公众号：lijunhui0507）
如果二线城市的收入水平与北、上、广、深相当，那还有多少人愿意留在一线城市？
其实，这背后正是大城市规模是否需要控制的关键，一方面，通过控制大城市尤其特大城市规模，让资源分散或疏解出去，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扶持或市场引导推动形成更多大城市。
日前，“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写了篇名为《严控大城市规模将浪费人口优势》的文章，罗列了五大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坏处，包括“严控大城市规模，会削弱创新力和拖累经济”、“严控大城市规模，推高了房价”、“严控大城市规模，会导致交通拥堵等各种城市病”、“严控城市规模，减少社会流动性，加大贫富差距”、“高房价和城市教育投入不足导致低生育率，引发人口危机”等。
必须承认，梁建章此前有关人口管理及计划生育改革的很多建议是令人尊敬的。但其对大城市规模是否应当有所控制的观点，恐怕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究其原因，其所谓“严控大城市规模”的观点及推理，既忽视了当前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是如何由小变大的，同时，他也漠视了其他很多城市的发展潜力或空间。
必须承认，人口洪峰是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基础，但是，为什么有的城市扩张的快，有的扩张的慢，有的从大城市变成了特大城市，有的从地级市人口规模变成了县级市人口规模。
回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发展历程，它们有小变大或有大扩张至特大，除去所谓经济规律外，更重要的是，政策扶持以及早先资源积累。
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1）高校林立，确保了每年会流入大量的年轻人；2）特定阶段城建规模大，吸收、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及投资；3）配套设施或服务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或服务相对完善。
因此，不论是年轻人、商人还是资金，在特定阶段都是源源不断流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并通过各种方式留了下来，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新市民”。
唯独深圳例外，是从一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特大城市，但是，深圳成长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填海造田、大修大建、特殊的地理优势以及独有的改革开放政策扶持。
简单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上广深等达成从大城市扩张特大城市的过程，本身并不是经济规律发挥了主导作用，更多是在政策的驱使下，才使得的素所谓经济规律得以发展，形成滚雪球效应，越来越多人涌入一线城市。
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上海不是直辖市，深圳不是特区，相信很难形成当前的城市规模。
梁建章在文章中谈到“携程公司最近想在公司附近办一个职工幼儿园，方便年轻妈妈上班，但却遇到了种种政策上的障碍”。
其实，很多人从其描述中已经看到了早年国有企业的雏形或背景，也就是“大企业、小社会”，在企业之内提供衣食住行在内的所有配套。
早年国有改革时，强调的是打破“平均主义”，破除“大包大揽”，但是，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都会自然不自然的向曾经的国有企业做法靠拢。
那么，这到底是国有企业“大包大揽式”的做法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还是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伴随特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源源不断流入，以人为对象的一些服务或商业模式确实逐步形成，比如O2O送餐、拼车等。
表面看就业机会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对大多数个人而言，人口大量聚集的后果，各种商品的价格也长期处于高位，比如房价、菜价等。
其中房价更是如此，由于特定阶段的房产政策及特定年龄段的投资策略偏好，很多人依靠房产投资完成了原始积累。而对于新流入的人口来说，被推高的房价事实上剥夺了他们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可能。
因为大城市里大多数人的感受，1）收入的增速似乎永远追不上房价，2）买一套房恐怕需要“吸干”或“抽干”整个家庭的财富，3）住或租的房子远一些，每天上班往返的时间花费2-3个小时之久。
而人口持续聚焦的后是，曾经看似丰富教育、医疗资源，随着涌入的人口越来越多，资源优势也不断被削平，等你生病时，又发现挂号、床位依旧非常紧张。
诚如前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规模固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政策的作用及配套设施或服务完善，则是其发展壮大的根基。
因此，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扩张到一定规模时，更合理的应对措施不是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下容纳更多的人口，而是应该考虑如何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调整推动形成更多数量的大城市，以便容纳更多的人口、就业或商业机会。
坐过地铁的都应该有所感受，北京的地铁通通到哪里，人口就被带到了哪里，而北京地铁的里程越来越长，发车频率越来越高，但地铁的拥挤程度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这足以说明，靠扩大城市规模，扩充城市人口容纳能力的发展思路也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城市扩张的速度还是赶不上人口涌入的速度。
因此，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通过产业调整、人口疏解，带动更多城市或区域发展，培育形成更多大城市，才是更为合适的发展之路。
当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并不是人为的“禁锢”人口流入，而是在保持人口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产业、商业、就业等有效改善人口流向及分布。
事实上，在“互联网+”以及各类新技术应用之下，单纯从创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包括携程在内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并非必须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才能发展壮大，恰恰通过“互联网+”等各类技术应用，能拉平很多城市的发展起点。
任何时候，创新的源动力都不是城市规模，而是人。人在哪里，创新就会出现在那里。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首发iDoNews专栏，长期关注互联网、知识产权及电子商务等相关政策、法律及监管问题。邮箱：lijunhui0602#163.com，微信号：lijunhui0602，微信公号：lijunhui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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